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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陈宠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在实践中还需注意的是，紧急状态只是一个非常状态，其注定是暂时的、有期限的。三、紧急状态的运作机理经过多年的不断演化和分野，现代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概念已经形成特定的规范意旨，其紧急形势位于战争状态和应急状态之间，并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多种类型的紧急事项所触发。

第二，紧急状态的应对主体主要是一些军事机构，应对措施亦大都是一些军事措施，强制性色彩非常浓厚。比如，《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82年)第121条规定，议会可以修正紧急状态的期限，应内阁的请求，可以延长或解除紧急状态，每次延期不得超过4个月。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绝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以及1990年以后的东欧国家的宪法和紧急状态法律， 基本上都规定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紧急状态类型，并赋予政府不同强度和力度的紧急权力。[15]在此背景下，例外状态的观点开始受到学界的质疑和批判，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必要之事无需法律的信条并不可取，虽然其在短期内维护和保障了公共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会破坏公共利益赖以生存和维系的根基。社会安全事件型紧急状态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严重的群体性事件等，其一般是社会矛盾长期积聚的结果，具有参与群众多、社会影响面广、复发概率大等特点。

[10]特权理论主要形成于17世纪，其核心观点是政府为应对紧急事项可以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代表性人物有洛克(Locke)、戴西(Dicey)等。[12]杰斐逊总统后来阐述了对行使特权的看法:死板地遵守成文法以致失去了祖国,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与我们一同享受那些东西的人,从而荒唐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在荀子之学中，关于礼的学说居于核心地位，这并不令人意外。

正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初一日，《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奏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订折》中所言，特闻立法者，必以保全国粹为重，而后参以各国之法，补其不足。釐子死后，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在《论语》全书中，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实词，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表明，孔子对仁的关注，并不低于他对礼的关注。在20世纪20、30年代，吴经熊更加自觉地传播西方法理学，并试图实现中国法律、中国法学、中国法理的西方化，通过以吴经熊为代表的法学家群体的努力，在20世纪上半叶，以西方法理取代儒家法理、儒家经学的目标，大体上是实现了。

在这里，不妨以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作为参照，来透视韩非对法学的贡献。据此，经与礼的关系，可以理解为道与用的关系，或道与器的关系，或体与用的关系。

1899年，梁启超写成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可以理解为20世纪中国公法学及中国宪法学的序篇，在这篇著名的宪法学论文中，梁启超说：宪政（立宪君主国政体之省称）之始祖者，英国是也。第四张法学版图旨在描绘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学状况，主要反映持续了大约30年的法学格局，在这张法学版图上，苏联法理居于基础地位，同时形成了以苏式宪法学、苏式民法学、苏式刑法学为主干的法学形态，是为苏联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根据学者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刑法学复苏，建立在50年代引进苏联刑法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许崇德、蒋碧昆的回忆表明，20世纪50年代的宪法学不叫宪法学，而是叫国家法学。

孔子关于礼的种种论述，散见于《论语》《礼记》等多种传世文献，相关论述中蕴含的学说、观点，都可以纳入儒家法学的理论谱系中。后来，《礼》又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又包含了《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这就形成了十二经的格局。（四）苏式刑法学关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刑法学状况，1951年进入人民大学攻读刑法专业研究生的高铭暄的回忆是：我们法律系刑法教研室，苏联专家前后来了四位，分别是贝斯特洛娃、达玛亨、尼古拉耶夫、柯尔金。不过，维辛斯基的法理学已经比较全面地呈现在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问题》一书中。

根据董仲舒之见，《春秋》在六艺中还占据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重要地位，因而，罢黜百家，进而独尊以《春秋》为核心的六经，乃是确定法制、彰明法度的必由之路。二为英国克伦威尔军队所草拟的人民公约。

维辛斯基法理学本来是苏联的主流法理学，然而，通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苏联专家，维辛斯基的法律理论很快变成了中国的主流法理学。这时的民法理论基本上是用的苏联的，但民法还是相对可以反映社会现实的。

富勒提出了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关于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韩非都有论述。从历史和全局来看，把苏联法学引进我国，并非某个领导人的偏爱和随意决策，而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斯大林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这些分析表明，前10年苏式法学的水平低导致法学地位低，反右派导致没有人做学问，中苏关系恶化导致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警惕，诸如此类的因素，共同导致了后20年苏式法学的淡化。借助《尚书·皋陶谟》《史记·五帝本纪》及其他相关文献，确实也可以勾画出皋陶的法学旨趣。三是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这就正如蔡枢衡在20世纪40年代从批评的角度所言：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对苏联法理学的取代就在陈守一的《新中国法学三十年一回顾》一文发表的次年，亦即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推出了一部由陈守一、张宏生主编的试用教材，名为《法学基础理论》，以之取代已经沿袭了大约30年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或类似的名称）。

从渊源上看，作为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古典法理学的经学，主要承袭了先秦儒家的法理学。从墨子到禽子，再到其他墨者，从他们的行动方式到他们的理论学说，再到他们的精神面貌，都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宗教气质。

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法的德国背景，学界已有概括性的回顾，简而言之，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至 1910年底，民法典起草完成，名为《大清民律草案》，包括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共计1569 条。一方面，律学作为救济型的部门法学或应用法学，一直以儒家义理或经学作为基本的准则。

当时，法学教育刚刚恢复，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当然，就这六家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阴阳家与名家在法学方面的贡献相对较小，或者说，它们两家的贡献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在这样的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学版图，主要是由儒墨道法四家支撑起来的，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学版图上，主要分布着四个并列的法学板块，它们分别是儒家法学、墨家法学、道家法学与法家法学。次级规范又可以分为非攻非乐节用，这三条次级规范可以视为高级规范的具体表达，亦即兼爱的具体表达。在周公之后，孔子是这种礼的代表性的研究者与传承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年出版了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孔子是儒家的大宗师，当然也是儒家法学的主要创立者。

按照此书的叙述，法是以立法形式规定的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和为国家政权认可的风俗习惯和公共生活规则的总和，国家为了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于统治阶级有利的和惬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以强制力量保证它的施行。在先秦各家中，相对说来，墨家更接近于后世所说的宗教。

（二）墨家法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学一度成为显学，影响很大，正如《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篇中的名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孔子对礼的论述，体现了他对实在法的理解，相当于他在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面的贡献。

进一步考察，这些义务规范又可以分为消极的义务规范、积极的义务规范，以及消极-积极复合型的义务规范。相比之下，老子与庄子对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孟子、荀子。另一方面，从学术理论谱系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是由多种学术理论共同汇聚的结果。

1921年被聘为莫斯科大学教授，1923年出任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委员会检察长，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35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49年任苏联外交部长。我认为参加实践对宪法学的课程建设是很有用的。

二十二条君规体现了老子关于诸侯政治的法学阐释，代表了老子对道家法学做出的主要贡献。到了南宋，经学集中体现为朱熹的理学。

如果说传统的部门法学是由一些相对定型的、制度化的法学板块组合而成的，那么，新兴的交叉法学则是由一些开放的、未定型的法学板块组合而成的。相比之下，王制可以对应于《礼记》中的《王制》篇，它具有形而下的制度特征，可以视为孟子政治法学在制度层面上的表达与设想。